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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对图书的功能进行分析, 提出图书出版物不仅具有文化积累、文化传承、文化传播的功能, 而且担负着文化创新的重任, 并且这种重任又主要由学术类图书来担当。探讨了我国目前学术类图书出版难、购书难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对策。最后, 阐述了出版人如何出版真正具有文化创新价值的学术图书。
　　关键词: 学术图书; 出版; 文化创新
　　一　图书特别是学术书, 担负着文化创新的重任
　　众所周知, 图书出版物具有双重特性, 它是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统一体, 而精神属性是其本质特征。作为精神产品, 它突出地表现为通过物质载体, 积累、传承、传播以及创新人类几千年所积累的一切精神文化。
　　以图书出版物的形式, 积累、传承、传播文化(当然是指意识形态的文化) , 这似乎早已为出版人所公认, 毋庸置疑。然而, 人们常常忽视了图书作为文化载体所肩负的文化创新的重任。那些有新思想、新观念, 与现行的“正统”的理论相冲突, 与人们的“常识”相违背的书稿, 常常会被出版社“扼杀”在“摇篮”中。其实, 文化是需要创新的。这种创新既有文化自身的生长力而不断地对旧的文化进行扬弃, 也有外来的文化冲击而产生的文化融合。
　　科学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人类自身不断的探索, 使得奴隶社会的文化发展到封建社会的文化, 再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文化的每一次由低级形式向高一级形式的进化, 都包含着文化的无数次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 产生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西方文明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冲击, 产生了“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新文化。这其中也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一种文化如果只有积累、传承而没有创新, 那么这种文化也就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 它就必然走向枯竭, 走向衰亡。事实上, 人类的文化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发展和创新, 否则, 古今中外的一切人类文化就不可能如此灿烂, 人类的文明也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推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而大发展、大繁荣也就意味着文化的不断创新。与此相应, 作为出版人, 我们就必须重视图书的文化创新功能。
　　那么, 是不是所有的图书出版物都要担负起文化创新的职责呢? 当然不是。由于图书出版物的种类不同, 其功能的侧重点会有所区别。一般认为, 现代出版业大致分为三大类: 一是占市场最大份额的教育出版, 它是指与学习、教育以及培训有关的出版; 二是大众出版, 它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休闲娱乐提供健康有益的读物; 三是专业出版, 它主要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专门的信息。学术类图书作为探究真理, 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 反映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出版物,属于专业出版的范畴。如果说, 大众出版、教育出版更多地侧重于人类文化的传承和传播,那么, 专业出版, 特别是学术图书的出版, 就更多地体现为文化的创新。
　　以学术图书为载体创新文化, 这是时代对我们出版人提出的要求。当前, 我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正处在深刻的历史变革中,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发展, 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凸显, 各种思想、文化的观念相交织、相影响、相激荡, 我们只有创新文化, 才能不断重构中华民族强盛不衰的先进文化, 从而使我们民族的文明程度不断得到提升。
　　二　学术图书出版面临的困境、原因及对策
　　重视图书的文化创新功能, 也就意味着要重视学术图书的出版。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学术图书的出版现状却不容乐观。据统计,近年来, 我国学术图书的出版, 无论是品种、数量还是质量, 都呈现出下降态势。有人感叹:学术图书是出书难, 卖书难, 买书更难。何以造成这样的状况呢?
　　首先, 对于出版社来说, 学术图书专业性强, 读者面窄, 往往很难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一般而言, 学术图书的印数大多在二三千册,如能达到5000 册就算很不错了, 再超过此数,那更是凤毛麟角。在面临巨大的经济指标压力的经营者眼中, 学术图书似乎成了“鸡肋”,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具体到责任编辑来说, 出版社每年都要对他进行经济效益的考核, 除非所编的学术图书获奖, 否则在经济指标的考核上将同出版中小学教辅这样的图书一视同仁。因此, 学术图书的出版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 对于销售图书的书店来说, 与其让销量少、销得慢的学术书占据着有限的展示空间, 还不如将它“束之高阁”, 让位于读者面更广、更容易销售的其他品种。据统计, 2008年,全国579家出版社, 共出版图书275668 种, 试想一下, 即使是大型的图书卖场, 都很难陈列这些当年出版的新书。为了在单位面积上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 书店更愿意销售容易销售的图书。那些当年出版的学术书都不一定上得了架, 更不用说一年或两年前出版的了。于是,一些新出版的学术书, 只是勉强在书店“露了下脸”, 很快就被“请”进了书库, 或者被退给了出版社。那些急需学术图书的读者要想购买怎能不难?
　　其实, 除了经济的原因外, 学术图书的出书难、买书难也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就是不少所谓的学术书质量低下, 没有文化创新的内涵。文化创新是学术图书的本质, 也是学术图书的灵魂。离开了文化创新, 学术图书就失去了出版价值和阅读价值。当前, 学界的浮躁和急功近利, 造成学术泡沫膨胀, 不少以职称评定或为完成科研指标为目的而出版的所谓学术书, 只是拾人牙慧的他人研究成果的展示,既无新的观点、理念, 也无新的材料、论据,更谈不上有什么文化的创新了。类似的书稿数量众多, 让出版社应接不暇, 这些书稿的作者自然也就感叹“出书难”了。那些或因编辑缺乏学术眼光, 或是走了上层路线, 或是利用了手中权力动用了公款资助而出版的“学术书”,读者购买后只能连呼上当, 不忍卒读。读者要想买到自己真正需要的学术书, 只能沙里淘金般地从众多学术垃圾中去挑选出真金, 有时就好像面对被污染了的广袤水面, 却不能舀起一瓢可以解渴的清水。因此, 要求读者在购书时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放出眼光, 不被一些引人眼球或唬人的书名蒙骗, 要求是多么之高! 更何况图书商品与一般商品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你很难一眼看出它的优劣, 只有当你认真阅读,有时甚至只有全部读完后, 才能对它的优劣作出公正的评判。这样购买学术书可谓难矣。
　　要解决学术图书出版难、买书难, 首先是出版社要转变观念。就经济的角度来看, 学术图书尽管难卖, 也还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读者群。印数少, 可以稍微提高一点书价, 购书者大多为刚性需求, 对书价并不敏感。此处, 真正有文化创新价值的学术书, 不会是“应景之作”, 也不会只是为了配合某些“活动”, 它往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不会成为速朽的“年销书” (只能在一年中销售) , 虽印数不大, 却能不断再版重印, 细水长流, 累积起来, 经济效益也还可观。第二, 政策上加以扶持。它不仅包括出版社内部的“以书养书”, 对相关编辑考核时政策上的倾斜, 也包括政府层面对出版社的各种优惠政策, 甚至是经费上的支持, 如上海设立的文化基金对高质量学术出版的资助。第三, 积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革新传统的出版、印刷、发行方式。当前, 网络出版、数字出版正在促使传统的出版业发生革命性变革,一些传统出版无法解决的难题已可迎刃而解。例如, 由于学术图书市场需求量少但销售周期长而造成的库存积压和再版困难的问题, 就可由按需印刷来加以解决。这同时也解决了读者的购书难, 海量的数据库能为他们“出版”任何一本曾经出版过的学术书。然而技术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真正重要的是, 我们要出版真正有文化创新价值的学术书。
　　三　出版人应该出版真正具有文化创新价值的学术图书
　　学术图书在出版社所出图书中的比例并不高, 但往往代表着出版社的“水平”, 标志着出版社的“品位”, 也在塑造着出版社在作者、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一家出版社所出版的高质量的学术图书, 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从历史悠久的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到近几年崛起的广西师大出版社, 哪一家不是以高品位的学术图书出版作为立社之本? 如果出版社的管理者们还在为那些低劣的教辅书和短命的“年销书”产生的利润而沾沾自喜,那是短视而可悲的。因此, 学术图书的出版理应受到上至管理者下至普通编辑的所有出版人的高度重视。出版人的心中不能只有“利润”、“码洋”这些经济指标, 不能忘记的是自己还肩负着文化的重任。诚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陈昕社长大声呼吁的: 要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因此, 学术图书应该在出版社的出书规划中, 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出版社要出版真正具有文化创新价值的学术书, 就要求编辑具备一定的学术素养, 了解学界动态, 并炼就孙悟空般的火眼金睛, 能剔除学术垃圾, 识别真货, 编辑加工时, 还能挤干水分和泡沫。那么, 怎样的学术书才真正具有文化创新价值呢?
　　首先, 真正具有文化创新价值的学术书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向上攀登, 是站在学术前沿上的向前推进。学术前沿是由已知知识领域进入未知知识领域的中间模糊地带, 而学术图书是以探究自然、社会的客观真理、客观规律为己任的, 因此它必然会站在人类的已知领域,去触及那些全新的知识领域, 进而去扩大人类的知识版图, 去进行文化的创新, 从而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 也只有站在了学术前沿上, 才能看清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 才能突破旧的知识体系, 才能对旧的文化加以批判、扬弃、更新。
　　其次, 真正具有文化创新价值的学术书具有原创性。一切只是重复他人的论述和结论,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这样的学术书是毫无价值的。人类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深入, 旧的知识、旧的认识、旧的观念等等,都面临新的突破, 学术研究的重要功能就是在理论上加以探索, 用新的知识去更新人们旧的知识, 用新的思想观念去更新旧的思想观念,从而引领人类文明向更高的层次提升。
　　第三, 真正具有文化创新价值的学术书往往是探究人类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学者认为, 长久以来, 向后看、创新意识淡漠是中国文化的痼疾, 也是学术研究的痼疾。比如, 有些学者习惯于躲在“象牙塔”里做学问, 其学术成果只能停留在字面上, 躺在柜子里, 既不能应用于生产实践, 也不能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 有多少重大的研究课题是向着深邃古老的过去作细微末节的研究。那些只重收集、论证、考据的就某个细小问题作全方位研究的学术书根本没有出版价值。当前, 各出版单位都在做“十二五”重大选题的规划、论证, 我们所规划的学术图书, 就应该更多地研究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要出版真正具有文化创新价值的学术书,就意味着要拒绝出版“伪学术”书。那些“伪学术”书面目各异: 有的是为配合时事或是追逐热点的应景之作, 毫无学术价值和文化含量;有的虽是在探讨学术问题, 但只是在梳理、陈述已有的研究结论, 唯独没有自己的研究心得;有的洋洋洒洒几十万字, 自以为有全新的研究成果, 其实只是重复走他人的老路; 更有甚者,干脆做起“文抄公”, 抄袭、剽窃他人的成果。因此, 出版学术书时, 编辑必须严格把关。
　　出版真正具有文化创新价值的学术书, 编辑有时会冒一点风险, 需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因为文化的创新意味着对旧文化中落后的内容加以否定, 意味着与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某些观念相冲突, 意味着对不合理的现状进行批判,因此它必然招致保守势力的反对, 特别是当学术研究触及某些人认为的“禁区”, 或是涉及所谓的“政治”问题时, 甚至会引起轩然大波。这时, 编辑面临的压力、指责可想而知。因此,作为编辑, 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学术素养,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出版方针的前提下, 能够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勇气。这应该是每一位做学术书的编辑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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