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无论一个时代的学术如何多元,如何百花齐放,也无论一个时代的学术如何万马齐喑,它们都毫无例外地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着或多或少的直接联系,甚至后者直接决定了前者的观念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取向。20世纪中国史诗学的形成和发展由诸多因素决定,但是社会政治因素应当是它演进轨辙和走向的主因。
　　关键词: 社会政治;史诗学术  中国论文发表网为您发表学术论文。
　　作　者: 冯文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博士生研究生; 北京, 100102 /余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西, 330077
　　20世纪是中国政治变革的世纪,是一个极富革命性和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世纪。20世纪中国史诗学术就是在这种政治变革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政治变革在20 世纪中国史诗学术史上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直接影响着某一段时期的史诗研究的若干面貌。如果撇开政治变革这一因素上的考虑,那么要正确地阐述中国史诗学术史诗很难做到的。因此,在政治变革的框架内探讨20 世纪中国史诗学术的总体特征未尝不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一　基于“启蒙”和“救亡”的立场,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人对史诗介绍与讨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华传教士取得了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特权。他们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华归主”的神圣使命,开始大量介绍西方文学。西方史诗成为他们要引介和传播的对象之一,艾约瑟、林乐知、丁韪良、高葆真、谢万楼、蔡尔康和李思伦等都在这个方面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毋庸置疑,这些在华传教士在西方史诗的引介和传播上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对当时的中国学术很难产生实际的影响,只有少部分改良派学者开始注意到西方史诗。接受了在华传教士传播的西方文学的郭嵩焘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性人物,他曾在《郭嵩焘日记》介绍了荷马史诗,或许他是第一个介绍荷马史诗的中国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维新变法时期的梁启超,他把西方史诗与中国文学放在一起做比较,倡导创作具有西方史诗传统那样宏大的叙事诗。当然,这种诉求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中日战争的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拯救中国,要挽救中国民族于危难之中,必须变法。
　　康、梁等有识之士顺应时势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为了配合维新运动的需要,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在理论和创作上对诗歌进行改良,特别推崇那些既具有“诗史”之风、又具有“史诗”特点的长篇叙事诗。虽然推崇荷马史诗,但是梁启超并没有介绍他的内容和性质,充其量只是把西方史诗作为一个参照系而阐明自己的诗歌主张。更确切地说,他完全是出于政治运动的需要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他自己也承认没有阅读过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弥尔顿的《失乐园》。因此,维新变法运动催生了“诗界革命”,“诗界革命”又引入西方史诗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在当时并没有深入到中国学人的意识深处。虽然“启蒙”和“救亡”是当时的主流话语,而当时很少中国学人意识到西方史诗也可以服务于这两种政治和社会目的。
　　但是,康、梁的维新运动流产,随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彻底成功。这一系列的失败让这一时期的中国学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单靠政治和科技上的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改造国民的思想,用文学唤起民众的觉醒。于是,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到欧美和日本留学,学习西方文化和文学,希图找到改造国民性的方法。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史诗在中国迎来了一个高峰期,周作人、郑振铎、茅盾、傅东华、高歌、徐迟等都曾不同程度地专门介绍荷马史诗, , 滕若渠、许地山、梁之盘和王焕章分别在《梵文学》、《印度文学》、《天竺之荣华—印度史诗双璧谭》和《印度神话》中对印度两部史诗的内容做了简要的介绍。与此相对应,与史诗相关的讨论也逐渐多起来了,而且它们与20 世纪初期呈现的中国文化态势显示出一致。20世纪初期是一个中国文化转型的时期,中国学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式,国粹派、新文化派,“学衡派”、“甲寅派”等异彩纷呈,他们从各自的文化立场出发介绍和阐述史诗,或用西方史诗作为一种参照系重新估价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把它们纳入世界文学的格局进行评价;或是借史诗讨论中国和西方文学演进过程之异同;或者从启蒙工具论角度阐述史诗,或从纯粹的文学理论体系认识史诗。值得注意的是两桩贯穿着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公案:一是汉文学的“史诗问题”,即汉文学上古时期有无史诗的问题。这桩学术公案是由王国维挑起的一场学术论争,鲁迅、胡适、朱自清、郑振铎、茅盾、钟敬文、陆侃如、冯沅君都加入了讨论行列,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是关于《西游记》中孙悟空与《罗摩衍那》
　　中哈奴曼的关系。一种观点是“本土说”,以鲁迅为代表人物,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是自无支祁, 或说吸收了无支祁的神通。
　　另一种是“外借说”,代表人物是胡适,认为“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这一学术论争一直持续到80 年代末期。对这两桩学术公案,诸多学者的回答显示出不同的反应和不同的思考层面,但是,归根到底他们都是在解答“如何接受西方史诗”、“如何对待传统汉文学”和“如何建构中国文学史”等问题。这也说明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学人已经开始重视东西方史诗,开始把东西方史诗放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考量中国当时的学术问题,又把中国传统文学放在东西史诗的框架下估价其价值和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二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五六十年代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和整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围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展开了一系列政治活动,这不可避免地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助长用政治批判对待学术问题的风气。其结果是学术活动被纳入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总框架内,“唯物”或“唯心”,“进步”或“反动”成为衡量一切学术活动的标准,真正的学术研究几乎近似于零,有的只是把“学术”作为“政治的工具”而已。而且整个中国学术界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苏联的文艺理论尊为圭臬,剥夺了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的公开发言权。这些现实必然决定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那种自由学术论争的局面已经在五十年代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复存在,中国学人对西方史诗和印度史诗的介绍和讨论必然随之裹足不前,这一时期再无中国学人沿着他们先前的学术理路和研究方法谈论西方史诗和印度史诗了。
　　虽然前人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没有继承下来,但是中国史诗学术在这一段时期迎来了一个发展契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都非常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并于1950年3月29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其宗旨是:“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①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和推动下,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也在各个地方有组织地按照科学的原则展开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也由此被陆续发现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记录、整理、翻译和出版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当然,这些活动当时主要是基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社会功用,但是客观上解决了中国史诗学术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为中国史诗学术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首先拨正了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史诗的论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者对中国文学没有史诗这个问题而造成的焦虑,把中国的“史诗问题”
　　精确为汉文学的“史诗问题”。其次,这些活动不仅给以后的中国史诗理论建设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也给往后的史诗田野实践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再次,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和整理打破了建国前谈史诗时,言必称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的尴尬局面,建国前那种以西方史诗比附中国文学的学术行为也不多见了。但站在整个中国史诗学术史上来看,五六十年代的史诗学术主要属于资料学建设时期,大多属于工作性和搜集整理的问题,而且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学术性的论文还是很少,即使有,那也只是搜集工作者的一些序言或工作感想,几乎没有专门性的学术论文。
　　三　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工作的承继和研究的开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旗帜,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了五六十年代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在这种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记录、整理和出版很快就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规模,而且广度和深度远胜于以前。以史诗《江格尔》为例,国内对《江格尔》的专门搜集始于1978年, 1978年下半年新疆成立了《江格尔》领导小组, 1980年3月成立了《江格尔》工作组,同年10 月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分会,开始了有计划的搜集工作。
　　民间文学工作者深入天山南北蒙古族聚居的24 个县,对《江格尔》进行全面的普查工作,采访了加·朱乃、皮·冉皮勒、普尔布加甫、哈尔查胡、巴桑、乌尔图那生、额仁策等诸多“江格尔齐”(说唱《江格尔》的艺人) ,录制了近187 盒录音磁带的史诗《江格尔》。民间文学工作者根据搜集和采录来的资料在新疆出版了3种《江格尔》版本:一是宝音和西格、托·巴德玛等搜集整理的《江格尔》15部本;二是托忒文出版的《江格尔》
　　资料本1 - 9卷;三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新疆工作组搜集整理的《江格尔》(一)和(二) ,其中收入60 部约为8 万行。②简而言之,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及民间文学工作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和出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另外,外国史诗的译介进入一个高潮期。在80 年代以前,中国学人译介史诗的对象基本都是荷马史诗,而且版本不多,只有徐迟、傅东华、高歌和朱维基等翻译的。80 年代以后,单荷马史诗就有罗念生、杨宪益、王焕生和陈中梅等翻译的版本,而且世界其他著名的史诗, 如《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贝奥武甫》、《尼伯龙根之歌》、《罗兰之歌》、《熙德之歌》、《卡勒瓦拉》等皆有汉译本,有的史诗汉译本还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五六十年代,中国史诗的研究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美学观的总框架下展开的,始终为阶级斗争左右,苏联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中国学人学习和借鉴的唯一对象。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以及世界史诗的译介给史诗的理论建设和研究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难得的机遇,中国学人开始对中国少数民族较为系统的研究。当然,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仍然是史诗研究的主流话语,但由原来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转换成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 在这种理论武器的指导下,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乃至世界史诗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艺术的研究蔚然成风。在方法上,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文学研究等是史诗研究的重要方法,而且多种方法综合使用和多学科参与也开始初露端倪。另外,中国学人也开始关注研究史诗的结构和形式,自觉吸收“史诗母题类型研究”和“原型批评”等国际史诗研究理论探析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主题、类型、母题的结构特征和文化历史意蕴等等。③在史诗的概念上,中国学人摆脱了西方史诗理论的概念框架,从“英雄史诗”拓展出“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丰富了世界史诗宝库。在学术成就上,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降边嘉措的《〈格萨尔〉初探》、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论》、郎樱的《〈玛纳斯〉论析》、刘亚虎的《原始叙事性艺术的结晶—原始性史诗研究》等,这些专著集中体现了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史诗研究的整体水平。它们在我国三大史诗和其他数百部中小型史诗的极其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史诗的总体面貌、重点史诗文本、重要演唱艺人以及史诗的最主要方面的问题,对一些史诗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四　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一新的文化政策表述下,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史诗研究由书面范式转向口头范式
　　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一新的文化政策表述。它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在文化多元发展、价值观多元冲突的历史背景下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重建社会主流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推进提供文化动力和思想共识。在这种政治前提下,中国史诗学术与国际的交流得到加强,许多国际史诗前沿理论都进入中国,为中国史诗研究的转换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史诗研究范式转换的另外一个条件是史诗资料已经有了充足的积累。这一段时期,资料搜集工作仍然没有停滞下来。史诗研究者沿着前辈学者的足迹继续不断地搜集和积累史诗资料,加大对不同史诗演述传统的田野作业的力度。钟敬文曾明确地指出这种学术转向,说道:“对已经搜集到的各种史诗文本,由基础的资料汇集而转向文学事实的科学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下的整体普查、占有资料而转向客观历史中的史诗传统的还原与探究。”④任何一种诗学范式的转换都是源于观念的转换,史诗研究范式的转换也不例外。90 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被确认为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样式,史诗研究者把它们当作书面的、印刷的文本,使用一般文艺学和美学观探讨其起源、发展、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历史地位和民族文化等。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把史诗作为口头传统进行研究的国际学说被介绍进入国内,特别是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史诗学者长期固有的观念,“活形态”的史诗观逐渐在中国学界树立起来,史诗研究者开始自觉地把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归入口头传统的范畴,“以传统为本”、“以式样为本”、“以文本为本”探讨史诗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在这种口头传统视野下,中国史诗研究者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具有了一大批著作和学术论文,其数量和研究水平不亚于90 年代中期以前的任何时期,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像估价90年代中期以前取得的学术成果那样比较全面地评价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成果,不能就哪些著作和学术论文最具有代表性提出可以得到普遍认可的看法。不过,还是可以举出一些已经引起普遍重视的著作来。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分析》、尹虎彬的《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等。另外,值得一提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科技、艺术、工艺等综合国力已非民国初期可比,文化自觉意识也更加强烈,因而摆脱学术界“殖民地心态”的说法也日渐成为中国学人的共识。民国初期对汉文学“史诗问题”持肯定意见由此也从一种弱势转换成一种强势话语,“周民族史诗”的说法得到了袁行霈、郭预衡、章培恒、骆玉明、夏传才等诸多学者许多的学者的赞同,读书界也日益接受了这一说法。但是,史诗学术界对“周民族史诗”的说法还不一致,黄宝生、朝戈金、尹虎彬等许多学者都持谨慎态度。对世界史诗的研究,特别是荷马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主要还是把它们作为一种书面文本和文学作品来充分挖掘史诗中的主题和思想、分析其人物形象,探讨史诗蕴含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意义, 而对史诗的文本化过程、歌手、演述传统和内部的叙事法则等则很少追问。
　　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一个社会政治变革的世纪,由政治制度到政治观念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构成了中国史诗研究演进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中心环节。政治不仅是一种主宰人们对社会价值认识的力量,也是引导和规范史诗研究发展的一种政权力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无论一个时代的学术如何多元,如何百花齐放,也无论一个时代的学术如何万马齐喑,它们都毫无例外地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着或多或少的直接联系,甚至后者直接决定了前者的观念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取向,二十世纪中国史诗学术更是如此。从梁启超为了改良运动的需要而推崇西方史诗,到新文化运动中基于“启蒙”和“救亡”立场介绍和评价西方史诗,到毛泽东时代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再到“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几乎整个世纪,社会政治都居于制动中国学人对史诗的认识和研究的中心位置,牵动着中国史诗学术的发展和变化。当然,史诗的研究并非尽是政治性的行为,其中亦有诸多枝枝蔓蔓,但是,无论何种观念,何种研究,只要在社会政治的动势下发生,或是在社会政治的干预下发生,那么均无不与其发生关联。
　　虽说政治社会因素是中国史诗研究的演进轨辙和走向的主因,影响着它的各个方面,但也应该看到社会政治因素在其中起到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建国初期,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和整理是在政治历史功能的框架下发生的,它给中国史诗学术带来了特殊的契机。但是,极端化地强调政治和“文化大革命”又把中国史诗研究带入末路。八十年代以来的开明政治又重新给新时期的中国史诗研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可以说,过度的政治干预会遏制中国史诗学术,无助于推进史诗研究健康良好的发展。而保持学术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距离才能真正推进中国史诗研究发展的前提,才能有效地实现学术的政治功能,又能保证学术相对独立的多元发展。中国论文发表网为您提供学术论文代写服务。
　　注:
　　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104页。
　　②刘锡诚:《20 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4 - 705页。
　　③陈岗龙:《20世纪蒙古英雄史诗研究学术史思考》,见《“20世纪民族文学发展研讨会”纪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通讯》,总第31期。
　　④钟敬文:《口传史诗诗学: 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分析·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