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青少年学生的发展方向上，我国历来坚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方针，但对于红与专的关系的理解上产生一些分歧。如何处理红与专的关系，在毛泽东教育思想中有详尽的论述，可以概括为：红以导专，专以表红。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红与专关系的论述，对我国的教育价值观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又红又专；教育价值观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发展方向上，党和国家历来坚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方针。但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在理解和实现又红又专的方针和道路上，往往产生一些异议。建国以后比较集中的争论有三次：一次是1957年夏季，在整风、鸣放、反右斗争阶段，全国的大专院校几乎都开展了红专关系的讨论和辩论，持续的时间约一年多。第二次是1964年，在哲学战线上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讨论的同时，开展了“红专关系”的讨论。第三次是共青团“九大”以后，《中国青年报}1964年12月24日发表了北京钢铁学院学生秦秀荣的信，提出怎样看待“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的思想，截至1965年7月24日讨论告一段落。纵观三次争论，中心问题是“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同时兼对“红”与“专”理解。①‘如何处理红与专的关系，在毛泽东教育思想中有详尽的论述。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这里虽然毛泽东没有使用“红”与“专”的概念，但从对人才规格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规定看，已经蕴涵了红与专、德与才两方面的要求。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文中指出：“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其后，“又红又专”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成语，既指在政治上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品德修养，又在业务上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技巧，含有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意义。㈤经过1957年的红专大辩论，1958年1月毛泽东写了《工作方法六十年》其中一条就是“又红又专”。在此，毛泽东联系实际从哲理上对红专关系作了概括：“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④毛泽东从辩证统一的观点，强调把政治觉悟和业务本领结合起来，反对只重视其中一个方面的片面性倾向。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时讲到：“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这体现了业务学习与思想政治进步两方面的统一要求。
　　就红与专的关系来说，有的学者概括为“红以导专，专以表红”。(生)红相对于专而言，是属于领导地位的，因为红规定看业务和技术的方向，也是搞好业务和技术的动力，所以说红以导专。专相对予红而言，虽处于被统帅的地位，但同样是社会主义事业不可缺少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红应该以专来体现，所以说专以表红。一方面，政治和业务，红与专是统一的，搞政治的如果只红不专，不熟悉业务，不懂得实际，红是假红，是空头的政治家。搞业务的如果只专不红，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另一方面，红与专又是有区别的，红以导专，并非红即是专，空喊政治口号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专以表红，并非专即是红，以个人为中心，为一己之私钻研业务，其动力是有限的。红以导专，专以表红，正是毛泽东所提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内在要求。
　　毛泽东关于“又红又专”的论断是与其无产阶级教育观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作了经典性的说明：“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④这里所讲的文化是广义的，是包括教育在内的。毛泽东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对文化教育的本质加以规定，其无产阶级教育观表现在人才规格问题上，必然从政治和经济、即从红与专、德与才两方面提出要求，要求两者的统一。
　　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影响下，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可避免地产生片面的理解。这表现在处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时，只讲红不讲专，只讲红专对立不讲红专统一，只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谈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只讲业务脱离政治的危险，不讲政治脱离业务的害处。这严重歪曲了毛泽东红与专的对立统一关系。另外，对于什么是“红”，什么是“专”，缺乏明确的界限和标准，空喊政治口号就可以是“红”，埋头钻研业务就是“白专”，混淆了政治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的界限，用政治涵盖了思想道德问题。
　　而对政治的理解又只限于阶级斗争，学校教育完全变成了政治教育。1957年波及全国的反右斗争，导致教育领域批判“白专道路”的运动，社会主义教育偏离了正确的轨道。1971年4月，“四人帮”炮制《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全面否定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成绩，大批“智育第一”，“业务挂帅”，极力鼓吹“白卷英雄”，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把“左”倾思想影响下的长期以来形成的轻视知识和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推向了极端。十年动乱，学校停课闹革命，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秩序、贻误了一代人的成长，造成我国科学文化落后、人才匮乏的严重后果，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经受了巨大挫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国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历程。在邓小平建设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级。
　　面对世界范围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潮，我国科技落后、人才缺乏的局面十分严重。为了四化建设、经济腾飞，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但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基本的要求，这就是邓小平强调的“四有”人才，其内涵仍是又红又专，德才兼备。
　　1980年，邓小平针对“左”倾思想忽视科学文化知识的错误观点，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着重指出：
　　“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红。”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谈到“四有”问题，1989年10月，邓小平在给少年先锋队题词时写道：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邓小平“四有”人才的要求中，表达了对青少年又红又专、品学兼优的殷切期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更明确规定了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红与专、德与才的问题。从人才类型的构成看，培养各行各业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是对人才的业务要求，是“专”的问题；培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可靠的接班人，是对建设者提出的政治要求，是“红”的问题。“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又红又专”的时代要求，只有建设好社会主义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只有把青少年一代培养成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世代传递下去，中华民族才能比肩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国教育的发展是与我国现代化的过程同步并行的。自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以心性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几近衰竭，中华民族陷入亡国亡种的民族危机。为救亡图存，科学主义成为时代的主弦律，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挤压下被迫走上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在这风雨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是富国强兵压倒了人性19由，是科学主义压倒了人文主义，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最终深化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解放斗争。直到今天，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从国情出发，振兴科技，提高生产力，去努力实现几代人的现代化强国之梦。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国教育事业在知识积累和人才支持方面，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教育面向现代化的要求下，在教育的价值取向上，教育的外在价值(工具价值)得以显扬。然而，虽然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中和我国教育目标的规定中注意到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但是在效益优先原则的支配下，教育的内在价值(本体价值)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映在学校教育中，受教育者是作为手段(工具)而不是目的来接受教育的，人的内在价值，人的主体性人格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重智轻德，重分数轻素质；重视功利追求轻视人文关怀，注重道德规范的强制灌激而忽视道德理想的培养，由此导致学校教育以及整个社会的严重的道德滑坡。物质文明的进步却以精神文明的失落为代价。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整合的形势下，我国教育面临严重挑战，见利忘义、贪污腐败、金钱至上等不良社会风气，对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恶劣影响。
　　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目的要求又红又专，德才兼备，但是在对于“红”与“德”的理解上存在明显的缺陷。一，用“德”涵盖人的政治态度、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混淆了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道德问题的界限，甚至以政治代替思想和道德，毛泽东、邓小平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德育第一”，“政治挂帅”，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在红与专的关系，虽讲又红又专，但更重视红以导专。虽然现代人对“红”、“德”的理解不同于古代人，但以红导专的思想倾向，与传统教育哲学以仁摄智、尊德性优先予道问学的精神具有一致性。西方学者列文森就认为文革及文革前的红与专的讨论都与儒家这一传统有关，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反思。@二，在道德教育上，把道德简单理解为外在于人的强制性规范，忽视人性对道德的内在心理需要和道德19觉，因此只注重机械灌输和对外在规范的认同，忽视道德情感的诱导和道德理想的确立。
　　这是造成当前学校道德教育软弱无力的内在原因。
　　道德滑坡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丧失，这是由于教育的工具价值的张扬而压抑了教育的内在价值所造成的。如何转变当前教育的困境，从教育自身讲，就必须进行教育改革，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促进受教育者个性的全面发展。只有主体性的确立，才有人的精神自由，只有教育内在价值的发挥，才能确立独立的人格。
　　其实，教育的两种价值取向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从社会历史的总的进程看，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是密切联系的，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因此教育的两种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一致的。人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作为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承担者，对19身个性的发展，对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教育目的不仅反映社会对人的发展的要求。而且也反映社会主体的人对自身发展的追求，二者有内在的统一性。
　　教育只有以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为目的，提高人的内在价值，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增强人对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度，教育才能发挥工具价值的作用，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积极力量。教育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教育的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合谐统一，也就是教育目的的完美实现。

文章来自中国论文发表网，本论文站是专业的教育论文代写网，如需转载请保留一个链接：http://www.lunwen56.com
　　注释：
　　①瞿葆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教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②《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第一卷，第63页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4页④冯定：《关于“红专”》，1962年6月12—14日《光明日报》
　　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⑥参见陈来《有无之境一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