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的迅猛增长，政府在扶贫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数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4年的2 610万人；贫困发生率相应由30．7％下降到2．8％。然而，随着经济转型与社会结构变化，我国当前的贫困问题以增长和不平等为主要特征，这为扶贫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截至2006年底，农村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56．1％[1]，作为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群体，农民处于个人收入、生活质量、医疗卫生、发展能力等指标的最底端。笔者认为，通过减税、补贴等方式虽然可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但治标不治本，治贫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增收能力。因而，推行教育普遍服务政策，提升农民发展与增收能力，应成为国家扶贫工作的关键着力点。
　　教育普遍服务是指一国政府根据国情，通过立法明确定义的、由全社会共同承担的普遍教育义务，向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地处经济不发达地区、弱势及其他有特殊需求的社会群体，提供一定水平的、价格可负担的、同质的、不受收入及地域限制的教育产品或服务。教育普遍服务属于人文社会普遍服务的一种，具有如下性质：第一，强制性，教育的普及是无法依赖市场与个人自发实现的，需政府提供立法保障、强制并规范实行；第二，非歧视性，提供的教育产品与服务对全体社会成员而言是公平而且机会均等的，即不受收入多寡、所处地理位置、种族、性别、年龄等因素限制；第三，可获得性，即全国范围内的所有社会成员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以支付得起的价格获得教育普遍服务；第四，同质性，国民在价格、质量和服务等方面得到的服务应是质量相等的。本文考察影响农民收入因素中教育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教育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因素十分复杂。本文主要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啪，运用Eviews软件对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以期得到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由于仅有2000～2002年共3年的连续时间序列，为弥补时间序列数据较少及样本数据较少的不足，采用Panel—Data模型对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
　　数据来源与描述。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00～2002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O]；样本时间为2000、2001、2002共3年；全国有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户调查的平均数据，即共有31个样本，但由于部分变量在个别地区和年份的数据缺省，最终可用样本为30个。即数据在时间方向上有3个取值点，每个截面有30个单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对xz的估计表明，第一产业收入比例的提高将导致农民收入的增长，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将增加6．20元；X3表明，税费支出比例与农民收入有负相关性，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税费支出比，将使农民收入增加45．38元；耘表明家庭固定资产与农民收入存在着正相关性，人均固定资产原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收人将增加0．05元；x6表明，农业商品率的提高将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农民收入增加10元；x8这一变量说明了农民在自由流动及具备一定劳动技能的情况下，外出打工能够有效增加收入。
　　作为本文重点考察的是解释变量——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根据参数估计得到，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同个人收入呈显着正相关，每单位文化素质的提高能够使农民每年增收约258元纯收入。同其它变量参数进行比较可见，受教育水平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能够较大幅度地增加农民收入，是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力最大的因素，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的渠道。
　　二、构建教育普遍服务政策推进反贫困进程根据上面的实证分析，同其它影响因素比较而言，教育是对农民收入具有最高的边际收益的投入。从规范角度来看，受教育水平决定了农民对新的技术、信息的反应速度与接纳、吸收、应用的能力；同时，受教育水平是关系农民职业选择能力的重要因素；此外。受教育水平还决定了农民的生活方式与适应能力；最后，受教育水平决定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与自我保护能力。可见，教育投入是农民脱贫的重要手段。
　　此外，教育本身具有正的外部效应，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证明，教育是个人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其中，初级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高等教育对个人收益具有更强的作用，属于准公共产品。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政府存在的理由就在于满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因而世界各国政府都提供教育公共服务项目。然而，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教育供给通常也是非均衡的，无法充分满足国家与个人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且有违社会公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教育不均的主要受害方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与贫困人群，其发展能力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在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下，农民作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通常不具备获得优质教育的经济能力；同理，虽然教育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服务，但农民通常处于教育公共服务水平落后区域，自然劣势也限制了农民的发展能力。因此，政府应确立教育普遍服务政策，提供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普遍服务。
　　教育普遍服务政策的本质在于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o，教育普遍服务是对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的保障。同时，在权利的保障的基础上，为国民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尤其对促进贫困地区与人群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拉动作用，从而提升整体经济效率目标，可见，公平与效率并非是绝对矛盾的，教育普遍服务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赢。因此，应将教育普遍服务纳入政府治理，发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使公共教育服务于所有地区及人口，从而提升入改变自身生存状态的能力，实现人的基本自由并促进社会和谐。
　　三、我国教育普遍服务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一)存在的问题尽管教育普遍服务这一概念近年才被提出，但就实践而言，我国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是以普遍可获得为目标取向的。我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与投入每年都在不断增加，教育绝对水平有很大提高，在教育均衡发展方面也付出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一定成效，然而，仍存在各类问题亟需解决。
　　1．落后地区群体与发达地区群体间的“教育鸿沟”差异巨大在城乡教学设施、教学质量、师资等软硬件水平方面差距极大，甚至有些地区农村教育负债严重；义务教育完成率低的地区集中在中西部地区，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等非义务教育在各地区间的普及程度、硬件水平差距更加悬殊；即使在一个地区内部，受贫富影响的教育差距也很大。
　　2．对落后地区与群体的教育投入不足尽管有“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等项目的教育持续投入，但贫困地区的中央与省区间政府投入总量仍低于发达地区，仅以普通小学生均财政预算内公用经费为例，2005年上海市为1 865．7元，而河南省为100．07元、贵州省为70．9元[32，就算剔除物价水平因素，其差距也是惊人的。
　　3．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使用方式不当绝大多数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多用于一次性或l临时性项目，对学校经常性经费没有多大影响，只能解一时之急，不能从根本上缩小地区间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差距。
　　4．农业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机会严重不足受身份和户籍限制，进城的流动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子女失学率高、无法进入正规学校学习，教育机会被剥夺。以上问题都是教育不公的主要体现，对贫困者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限制，更是社会的不和谐之音。
　　(--)推广教育普遍服务的政策建议为加快制定教育普遍服务政策，以教育普遍服务机制作为解决良方，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确立我国教育普遍服务目标与水平教育可以划分为很多层次，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水平上，社会成员可获得的受教育水平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须由政府根据国情来确定现阶段目标水平，并立法予以规定确保实施。在我国现阶段，九年制基础义务教育应成为教育普遍服务的最基本目标，尽管目前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入学率很高，但毕业率尚有待提高；而且义务教育实际上既没有真正实现“义务”基础教育的免费性，也没有实现教育设施与质量水平等方面的同质性，只有将这些都予以落实，才能真正称之为目标的实现。此外，另一目标应是构建劳动力资源开发体系，推进社会办职业技术教育，尤其是对农民的全员、终身教育和培训，保证无支付能力的贫困人口也有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解决我国存在大量闲置劳动力但劳动力素质低、劳动技能无法满足用工需求的问题。
　　2．设立专门的教育普遍服务管理实施部门多方面借鉴我国电信、电力、邮政普遍服务实施过程中的经验④，及国外实践经验，对普遍服务的义务承担、服务对象进行界定、对普遍服务资金的筹集与分配、产品的供给过程与结果进行监管。教育部可作为执行机构，普遍服务义务由全社会共同承担。普遍服务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科学确定普遍服务活动的成本，一般来说，科学的做法是采用经济成本的概念建立成本模型来计算义务教育、非义务教育等的普遍服务成本，并据此对为贫困群体提供教育服务的主体进行成本补偿n]。
　　3．建立教育普遍服务基金，合理分配教育资源设立教育基金，可以整合全社会的教育资源，实现财力集中、使用规范，从而提高使用效率。基金可委托专门基金组织或独立基金公司运营管理，收支两条线。从资金来源看，由于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因此国家财政应承担大部分出资；盈利性教育企业应按照一定比例向教育基金缴纳资金，以市场筹资为有力补充；此外，个人、机构捐赠的资金也是重要来源。这样，充分体现各方的社会责任。筹资原则应遵循公平、合理、效率扭曲最小化。从基金的分配使用来看，应采用差异投入的分配模式，突出政府投入对农村教育的倾斜政策，使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的教育达到相对均衡。
　　4．建立教育普遍服务的相关配套措施改革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实行适龄儿童按居住地原则接受义务教育的制度；设计教育财政救济机制，采用教育债券等方式为困难群体争取尽可能多的受教育机会；建立以客观需要为导向的多层次、多形式，灵活开放的教育体系。
　　综上所述，教育普遍服务政策的推进，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区域间、城乡间、社会阶层间存在的国家公共福利分配不均衡、发展机会不平等之问题，而且有利于将国家经济增长政策与国家反贫困政策加以整合以便尽快提升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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